眾所周知，在我國古代稱考取武進士為“跳龍門”。李白曾說過：“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”，而通過殿試作為全國第一的武狀元則被世人叫作“獨占鰲頭”。從武則天開創武舉制度以來，無數膂力驚人的健碩漢子通過精湛的武藝登上朝堂。到清末廢除武舉，這1200多年間，有名可查的武狀元總共僅293人，其中：唐41人、宋74人、金1人、明57人、大西（張獻忠政權）1人、清109人、太平天國2人。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前8位是郭子儀、馬全、許泰、員半千、張三甲、朱虎臣、李遵頊、鄭冠。而其中的山西武狀元，就有18位。按朝代劃分為唐朝11人，明朝1人，清朝6人。在文狀元備受矚目，享盡榮華富貴的同時，而武狀元卻是定國安邦的中流砥柱，好多朝代勝過文狀元。
山西是大唐的發家之地，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，雖然依仗關隴集團的支持，但其發兵的武力支撐，來自山西。晉陽（今太原）起兵，意義可想而知。唐代武狀元（含武進士）共有41人，僅山西一省就拿下11人，占了一半，山西人一度撐起了武舉制度的半壁江山。回首唐代的山西，經濟地位類似今天的廣東，經濟實力雄厚也是催生武狀元的重要因素。唐代的武舉，只考武不考文，幾乎是為山西人量身定制。當時武舉的科目，大致分為三類：一是考射箭，分為馬射和步射。二是考體力，有翹關和負重。“關”是過去城門用的長門栓，所謂“翹關”，即要求武人單手握門栓的一端，用力把門栓平端起來。負重一科，則要求武人背著五石（約600斤）米，往前走，走的步數越多，成績越好。三是考身材和言語，就是看身材是否高大威猛，基本的交流是否流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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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宋代，山西“武狀元省”的寶座不保，也與遼、金、西夏等民族相繼割據，戰火頻繁有關。宋代武舉制度最主要的是，考試科目分為比試（資格考試）、解試、省試和殿試四級，考試科目既考武藝，又考程文。武藝科目包括弓步射、弓馬射、弩踏、掄使刀槍等器械，仍以步射、馬射為主，即主要看射箭成績。科目的變更是根據當時的戰爭需求設立的。唐代的翹關、負重等科目，到宋代被挽弓開弩取代，通過拉弓弩的幅度，測試武人的力量。
宋代重文輕武，增設了程文（一般稱為“內場”）考試，包括策問和兵書墨義。宋代的“術科”要考文化課，既要根據時務邊防進行答對，也要講解兵書的主要意思。而且，文化課的難度和占比，還挺大。尤其照顧那些知陣法、懂謀略的考生，武藝不及格也不要緊。這些也為宋朝國防不穩打下了基礎。
隨之而來，是“武狀元省”的轉移。唐代武功獨步天下的山西，此時被浙江取而代之。兩宋共產生武狀元74人，除去籍貫不詳者24人（大部分為北宋武狀元），剩下50人中，浙江省24人，福建有15名。南宋的地盤被局限在南方，北方很多省份無緣參加南宋武舉，這也使這一時期的武舉成為南方各省專屬舞臺。
朱元璋時代武學、武舉遂被打入冷宮。直到明朝立國百年后，武舉才恢復正常化。只因明中期沿海倭患嚴重，促使當地居民重視武藝，且形成習武的氛圍。在倭患最嚴重的嘉靖朝，12名籍貫可考的武狀元中，就有9人來自江浙地區。明代仿宋代，即相當重視文化課成績。以鄉試（省考）為例，明代規定要考三場：第一場考騎馬射箭，以三十五步為準；第二場考跑步射箭，以八十步為準；第三場筆試，或問古兵法，或問時務。整個明代有武狀元52人，其中籍貫可考者，45人。江浙兩省分掉一半，其中，江蘇13人，浙江10人，安徽4人。全國前七名的省份里，除了陜西，都位于南方。這與文狀元前五名的省份，都是南方省份的狀況高度重疊。按南北方來分，明代武狀元39人出自南方，占87%；僅有6人出自北方，只占13%。到了崇禎四年（1631），參加武會試的舉子中，能使用百斤大刀舞刀花的，只有王來聘、徐彥琦兩人。此后，直到明朝滅亡前一年，每隔三年，崇禎帝都是親自主持殿試，欽點武狀元，封官許愿賜戰袍。在特殊年代，給予了武狀元無上的榮耀。盡管重視武備人才的選拔，但腐朽的制度越來越使大明王朝陷入深淵。
清代的武舉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受重視，武狀元授官也比前代優厚許多。一旦欽點武狀元，立馬從平頭百姓，成為正三品將領，不是授予參將，就是紫禁城中的頭等侍衛。清代共有109名武狀元，直隸（今河北、北京、天津全部，以及河南一小部分）占了41名，山東占了14名。“武狀元”省份的寶座又被河北奪取，只因清代河北拱衛京師，該省武風素盛成風。清代也給河北的鄉試名額總比其他省多的多，就像現在的北京考生，考清華、北大總比其他省容易的多，是國家政策傾斜的結果。全國武狀元人數前七名的省份，除江浙兩省外，都是北方省份。北方省份終于壓過南方，在武狀元數量上包攬前兩名。與明代形成了強烈的反差。
清代的武舉考試情況與之前相同。從制度上看，基本沿襲明末，考試程序、辦法等也沒有多少變化，但由于清朝統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，善于騎射，因此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。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“正途”，由武舉出身的次之，但武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，在軍中占有相當比例，由于封建國家大力提倡，制度日益嚴密，錄取相對公正，因此，民間習武之風興盛一時。
清朝對武科鄉試、會試的錄取額有具體規定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規定，武鄉試錄取名額約為文鄉試的一半，全國共八百四十名左右。其中河北省（直隸），一百零八名，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。會試錄取名額康熙初年以前，大致在每次錄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間。康熙十八年定額一百名，后來又規定不拘定額，特別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額，只按考試成績，奏報皇帝，由皇帝和主考大臣臨時酌定錄取人數。酌定時也要考慮到各省都有名額，但一甲、二甲只依據成績圈定，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。每科參加會試的武舉人，一般在千人左右，有時多到兩千人左右，進士錄取額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計，那么錄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幾人中取一名，顯然，考取武進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山西歷代武狀元有18位，具體如下：
太原4人
王翃，字宏肱，王翊之弟。太原晉陽（今山西太原）人。唐肅宗上元元年（760 ）“才兼文武”科應舉及第。
馬全，初名馬臻，又名馬蠳，字具堂，號純齋，陽曲(今山西太原)人。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庚辰科武進士第一人。
李相清，山西陽曲人。清道光六年（1826）丙戌科武進士第一人。 李相清在宮為乾清門侍衛， 享有皇帝近侍的恩寵。
賈廷詔，山西清源人。清乾隆七年（1724）壬戌科武進士第一人。同年的探花名白鐘驤，是山西太谷人。
晉中1人
王仁皎，字鳴鶴，太原祁（今山西祁縣）人。唐中宗景龍年間（707～710）應舉 “堪任將帥”科登第。
運城8人
樊詠，河中(今山西永濟)人。唐玄宗開元、天寶年間(713～756)“軍謀宏遠，堪任將帥”科登第。 曾任兵部尚書。開元年間(713～741)曾應“草澤”舉登第。
樊澤（748～798），樊詠之子，字安時，河中（今山西永濟）人。唐后期“軍謀宏遠，堪任將帥”科登第。
樊宗師，字紹述。樊澤之子。河中（今山西永濟）人。唐憲宗元和三年“軍謀宏遠，堪任將帥”科登第。登第后，授著作佐郎。歷太子舍人、綿州刺史、絳州刺史等職。 樊宗師為官治理有方，家富好施。去世時韓愈為其作《樊宗師墓志銘》。
裴敦復，山西聞喜人。唐玄宗開元十二年（724）詔舉“堪任將帥” 科，裴敦復第一人登第。史書對裴敦復的評價是為人樂善好施。
房自謙，山西聞喜人。唐玄宗開元十二年（724）詔舉“堪任將帥” 科，房自謙應舉，登武進士第。
樊衡，河東北猗氏（今山西永濟蒲州）人。唐玄宗開元十五年（727）詔 舉“武足安邊”科，樊衡應舉登第。
裴儔，山西聞喜人。唐敬宗寶歷元年（825）“軍謀宏遠，才任邊將 ”科登第裴儔位在第一。 裴儔其大弟裴休于唐文宗大和二年（828）“賢良方正”科登第第一。其小弟裴俅為唐敬宗 寶歷二年（826）丙午科狀元。
楊俊，山西蒲州（今山西永濟蒲州）人。明穆宗隆慶二年（1568）戊辰科武舉會試第一人 。
臨汾1人
王修福，字修福，晉州臨汾（今山西臨汾）人。唐中宗神龍年間（705～707 ）以宿衛慶州永業府右果毅應武舉登第。 曾授歧州洛邑府左果毅。
晉城1人
張大經，字建常，山西鳳臺（今山西晉城）人。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辛未科武進士第一人。
大同1人
李廣金，山西靈邱（今山西靈丘縣）人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壬辰 科武進士第一人。
忻州1人
茹義忠，雁門（今山西雁門）人。唐玄宗開元中（約713～732）兵部 試甲科登第。
呂梁1人
張從龍，字子龍，山西臨縣人。清道光三年（1823）癸未科武進士第一人。
清代，山西武狀元只產生了6人，雖然不敵河北、山東，可是民間尚武成風，拳派林立，鏢師享譽全國，為撐起晉商龐大的商業帝國，立下赫赫戰功。1901年7月，兩江總督劉坤一、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上奏，請求與時俱進，廢除武舉，理由是“硬弓刀石之拙，固無益于戰征，弧矢之利，亦遠遜于火器”。一個多月后，清廷下旨，宣布永遠停止武舉考試。但是，山西武術在民間一度依然盛行，建國后各地還舉辦武術大賽，健體強身，那種武術精神也作為一種家傳、一種榮耀閃亮在三晉大地。
來源：文史藝苑
原標題：山西“武狀元省”的興起與寥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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